- 《三国志》的作者是谁
- 张挥跟黄帝是什么关系
- 关于古代史官的问题传说中创制了文字的仓颉,据汉代普遍的说法,即是黄帝时期的史官.史官制度在周朝变得相当完善,《周礼*春官》之“宗伯”属下即有、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史
- 李世民与武则天圆房当夜，房梁突然掉落，二人后来怎么样了
《三国志》的作者是谁
《三国志》的作者是陈寿，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２２０）到晋武帝太康元年（２８０）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全书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左传》，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名为《春秋左氏传》，简称《春秋》；《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也是我国编年体通史的杰作，北宋司马光（1019—1086）主编，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花了19年的时间编写成的。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记传体断代史，分为12篇纪、8篇表、10篇志、70篇传，共100篇，80来万字。记事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皇4年，共229年历史。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史，除了《史记》以外，均为断代史。以上的六种体例是按不同的标准分的。实际上，同一史书按不同标准可同时归入不同的体例。如《三国志》，就既是纪传体史书，又是国别体史书，同时还属断代史史书体例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著名的通史.“通史”可以理解为贯通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或世界的从最早文明到现在的历史。既然叫通史，就首先要求叙述的内容广泛，所有重要事件和研究课题（军事、文化、艺术）涉及内容不深但都要涉及到。其次要求在叙述中体现历史发展脉络或贯穿其中线索，给人一种整体的认识。所以做不到第一点至少不配称作通史，而要做到第二点是比较困难的，需要著者的才华、积淀和理论素养。同样涉及一个内容的两本通史，在这第二点上，平庸和经典的差别是显著的。市面上很多《通史》和《史》都是平庸的著作，虽然罗列了各个事件和课题，但对人的启发是没有多少的。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
张挥跟黄帝是什么关系
张挥，生卒年不详，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被认为是中华张姓始祖。古代典籍《世本》和唐朝的《元和姓纂》记载：“张氏，黄帝第五子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孤星，因姓张氏。”古史记载，挥公之父玄嚣与中华上古五帝之一的颛顼之父昌意同是中华人文始祖黄帝之子。黄帝逝世后，颛顼继位，建都帝丘，也就是现在的濮阳。《史记》中说：“帝颛顼，都帝丘东郡，濮阳是也”。挥公自幼生活在清河之阳的顿丘，年长便在帝丘辅佐帝颛顼。张姓是最大的姓之一，得姓历史悠久，族大支繁。张姓曾有44个望族，在所有姓氏中无与匹敌。 张姓，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得姓较早，源远流长；二是族大支繁，遍及全国，到处都有张氏族人；三是人才辈出，不可胜数，从古至今，历代皆有张氏的杰出人物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贡献着力量。1999年我国在昆明举办世界博览会。世博会内立了《源于河南的姓氏》碑。其中，第三位便是“张姓源于濮阳”。（4）根据科学院提供的资料，汇编的《河南·大姓的故乡》地图显示：当前使用频率最高的100个大姓中，有73个源于河南。其中张姓、姚姓源于濮阳。根据1、 史实依据。2、文物遗址。3族谱记载。4 依据当代研究成果. 黄帝时代，今濮阳地区是华夏族和东夷族交接地区，黄帝不得不在此设重兵防守。于是，把长子玄嚣派到了古清河之畔的顿丘（今清丰县西南固城一带）；把次子昌意派到了顿丘之北的昌乐（今南乐县西北吴村一带）。当代学者丘菊贤、杨东晨合著《中华都城要览》一书列表记载：“玄嚣邑于顿丘，今河南濮阳市。”《南乐县志·大事记》：“黄帝置南乐一带为其子昌意封地，在今境西北筑昌意城。”《明一统志》：“南乐县界有昌意城，黄帝之子昌意所筑。”当初，昌意城和黄帝史官、造字圣人仓颉部族的基地同在一地。（2）颛顼时代，帝丘（濮阳）是帝颛顼都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颛顼建都帝丘（今濮阳）。《左传·昭公十七年》：“卫，颛顼墟也，故为帝丘。”《竹书纪年》：“颛顼居濮。”《汉书·地理志》：“东郡濮阳故帝丘。”位于濮阳老城十字街中心的四牌楼坊，始建于明嘉靖元年（1522），初建时南匾“颛顼名都”，今东匾“颛顼遗都”。据考证，挥公幼年生活在其父玄嚣青阳氏封邑顿丘，年长在帝丘为颛顼辅臣，受封得姓于帝丘。青阳即在清水之阳(青、清古通用)，而古清河就流经濮阳，这就证明张姓始祖挥就生长活动在今濮阳地区。2文物遗址。中华第一龙.1987年在濮阳老城西水坡考古发现了“中华第一龙”，距今6400多年。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在濮阳老城发现“中华第一龙”，说明龙祖、龙根在濮阳。“中华第一龙”出土地点，向西约10公里是颛顼陵、帝喾陵，向东约1公里便是挥公墓古遗址。（2）颛顼陵和帝喾陵，今合称“二帝陵”，位于濮阳老城西约10公里。由于行政区划变动，其地今属内黄县梁庄乡。（3）挥公墓古遗址。帝丘(濮阳)在上古时期是东夷族势力与黄帝族势力的交接地区，因此黄帝必须在帝丘设防，所以才把其子玄嚣封于青阳。在蚩尤族北进之后，黄帝族的经营重心也移向豫北冀南地区，故黄帝族才能在涿鹿(河北省西北部桑干河流域)大败蚩尤。至黄帝之孙、昌意之子颛顼帝时，遂以濮阳为帝都，其后玄嚣之孙帝喾也以帝丘为都城，故《路史·国名纪丙》记载说:“濮阳，帝后所都，今之属县，所谓帝丘，有颛顼城”。颛顼、帝喾死后又都葬在濮阳。由此可知，张姓始祖挥幼年随其父玄嚣生活在濮阳，成人后辅佐其堂兄弟颛顼任弓正，工作在濮阳,张姓祖根就在濮阳。 。关于张姓的始祖，历代史书中有如下记载：“黄帝第五子清阳之孙生辉，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张氏（见《元和姓纂》）“挥造弧矢，受封于张 ，后为弓氏。张，望出濮阳。” “晋国张氏，这就说明，晋国的张氏，并不始于解张，而是周宣王卿士张仲的后代,仕晋，晋分为三，又世仕韩，此即晋之公族以字为氏者。谱家谓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赐姓张氏。此非命姓氏之义也。按晋有解张，字张侯，自此晋国世有张氏，则因张侯之字以命氏，可无疑也。（见《通志 。氏族略 。以字为氏》） “张姓出于姬姓，至周而氏者祖于韩，其得望者十二，曰襄阳，洛阳，河东，始兴，冯翊，吴郡，平原，青河，河间，中山，曰魏，曰蜀（见袁桷《张氏宗谱序》） 从以上记载看，张姓之源，可追溯到五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黄帝，是黄帝的直系后裔。黄帝第五子青阳，生子曰挥。这位叫挥的黄帝之后，正是张姓的始祖。所以说张姓是黄帝的直系后裔，并不为过。 这位名挥的黄帝后裔，非常聪明，他观看到天上的弧星，便仿其形状做了弓矢。原来，天上有星名“天弓” ，简称“弧” 。属井宿，共九星，在天狼星东南。 八星如弓形，外一星像矢，在犬犬、南船两星座内。《宋史 。天文志》：“弧矢九星在狼星东南，天弓也”，挥看到“天弓” ，由“天弓” 之形受到启发，最早发明了弓矢--这个古代重要的武器。 他也由此而被 “赐姓张氏”。 不过，当初的“张”，非命姓氏之义也 “。因为弓矢发明之后，在使用之前，必须先用力气将弓张开，不然，就无法使用。挥是因为这个缘故而命为 “张氏” 的 。从此之后，挥的后代子孙有的姓弓，有的姓张，分成两支，也是出于此因 。后世的张姓，在谈及自己的姓氏时，常常解释为 “弓长张的张” 也是起于此故。这支源于挥的张姓，得姓甚早，是张姓中最早古老的一支 。 过了近两千多年，到了大约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在上的张姓，又出现了两支。与其他姓氏所不同的是，新加入的这两支张姓，也是以黄帝为始祖的，均出自由周文王的姬姓后裔所建立的韩国和晋国。在韩国和晋国之中，有人以张为氏，即“张姓出于姬姓，至周氏而氏者祖于韩” ，“晋有解张，字张侯，自此晋国始有张氏”。 在张氏的总源流中，又增两支源流。这两支张氏源流，比挥之后要晚两千多年，但都是黄帝轩辕氏的后裔，只是有远近的区别而已。 关于张姓的最早源地，由黄帝直接传下来的挥这一支，最初源于现今的河南濮阳。濮阳，是张氏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民族张氏望族所在地。 到了周代的韩国和晋国之后，由于加入新的系源，张姓的源地也发展至多处，当时的韩国，“其得望者十二”，前已引袁桷之说，此处不再。当时的晋国，成为张氏望族的有““清河、南阳、吴郡、安定、敦煌、武威、范阳、犍为、沛国、梁国、中山、汲郡、河内、高平十四望”。韩、晋国中改姓为张姓者，虽晚于挥之后裔，但却后来居上，繁衍很广。 据《中华姓府》张纸图谱记载，明朝年间，张氏已有43望，不仅遍布全国，而且成为许多地方的望族，超过了其他诸姓。周代的这两支张氏姓源，为张氏后来成为的一个大姓，起了很大作用。 在张氏姓源中，也有少数民族加入的成分。这是到了汉代之后，由于刘汉的强盛，一部分少数民族改姓为刘，也有一小部分少数民族改姓为张。一些他姓人士，敬慕张姓的族大人众，也弃之原氏，择张而从。《魏志》上记有曹操的大将张辽，原来姓聂，后来改从张姓，《读史方舆纪要》也有“汉诸葛亮赐龙佑那为张氏”的记载。这些均是例证。 张氏族大支繁，其播迁情况也比较复杂。由于张姓遍布全国，张姓的望族遍及各地，这就使得张姓在数千年的繁衍和播迁中，有其十分复杂的特点，虽然每一地的张姓，都有各自的繁衍中心，但播迁的先祖和时间、路线，与其他姓氏大都有着共同的播迁先祖的情形不大一样。它是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路线，向不同的方向迁居的。 上世纪70年代时期调查张姓为全国第一大姓，从80年代至今，张姓在百家大姓中排名第3位.
关于古代史官的问题传说中创制了文字的仓颉,据汉代普遍的说法,即是黄帝时期的史官.史官制度在周朝变得相当完善,《周礼*春官》之“宗伯”属下即有、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史
宗伯
古代官名.西周置,位次,为六卿之一,掌邦礼.春秋时鲁国亦置,掌管宗庙祭祀等礼仪.后世以大宗伯代称礼部尚书,以小宗伯代称礼部侍郎.
五史分别指：、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他们构成了一整套依靠典册执政的职官体系,包括主管全局的,辅佐的小史、负责内部官僚体系的内史,负责书写、对外颁布法令的外史、总体上而言,他们多是凭借深厚的文化知识积累得以在周中任职,属于政事性职官.
金毓黻认为“史官之始,不过掌书起草,品秩最微,同于胥吏……继则品秩渐崇,…然亦不过因诸史之长,而稍崇其体秩.”可见他认为周代史官的地位是很低下的,他进一步引用司马迁之言,称“司马迁自云,常厕下大夫之列”,由此认为下大夫“亦周代之品秩也.”笔者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从《周礼》中所反映的周代职官系统上看,以“史”为名的官职实为两个系统,一是历来学者在探讨史官时必然提及的《周礼·春官》中的“五史”,另外一个即为分布于《周礼》六官中,几乎每一种官职下均有的“史”.下面将分别对此加以论述.
五史分别指：、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他们构成了一整套依靠典册执政的职官体系,包括主管全局的,辅佐的小史、负责内部官僚体系的内史,负责书写、对外颁布法令的外史、总体上而言,他们多是凭借深厚的文化知识积累得以在周中任职,属于政事性职官.《周礼·春官》中具体记载了各史的职能：
“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
从每一职位的具体职能上,可以发现,它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利用典册或成文法处理政事.许多学者由于上述诸史职与典册的密切关系,而认为他们的主要工作只不过是负责记录、书写、将文件一式两份以及典籍文书的收藏,从而大大看轻了其在周代的重要地位,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文化仅仅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年代,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而形成的成文法规、礼秩在政治生活中实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史载“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以谏桀”；“殷之将亡,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亡之周.”⑾从某种程度上,一国的“图法”往往是这个国家政治统治的象征,亦是其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
五史的重要地位可以从《周礼》得到某种程度的反映.从《周礼》中我们发现位于“春官”的五史与位于“天官”的大宰、小宰、宰夫等职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在此,以大宰、,小宰、内史这几种最重要的官职为例说明：
《周礼·天官》曰：
“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以九职任万民…以九赋敛财贿……”
从这些具有纲领性质的法则中,我们可以推断,大宰的责任主要在于从整体上对国事进行协调,它几乎可以干预从天到民到经济到政治一切事物,但又缺乏具体的职能,大宰多由周朝皇室贵族担任.
与此相对应,则不同,他所执掌的事物似乎与大宰相关,但更为具体,操作性更强,
“掌建邦之六典…掌法,…掌则.…凡辨法者考之,不信者刑之.凡邦国都鄙及万民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
除了政事之外,也掌握着祭祀的礼法和规范,但已经明显不再是以的巫的身份出现了,相反,在利用典籍处理祭礼的基本事物过程中,其政事性特点是很明显的：
“…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大迁国,抱法以前.……”
小宰和宰夫的执掌则有一部分是与内史相关的：
“小宰之职,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进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会,六曰以叙听其情.以官府之六属举邦治……”
它主要是对各官吏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并由治理官吏达到对邦国、都鄙的有效统治.宰夫则“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与此相关,内史似乎是通过对法典的运用、保存、考释来具体实现对官吏的治理和对其它政事的参与,
“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
他们三者的职责从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对应,内史借对法令的熟练掌握,与冢宰之官小宰和宰夫形成权力实施不可或缺的辅助关系.当然,他们亦有各自的职能偏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身为礼官的五史,尤其是内史和,在处理政事中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在政事的具体执行过程中,这些具有深厚的文化积累的史官凭借掌握的“典”“礼”,成为周朝贵族的左膀右臂,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却是无法取代的.一些学者根据司马迁“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的说法去考证禹夏时的巫史重、黎及其后继羲和的使命,借以推测史官职能,并根据他的“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流俗之所轻.”⑿推断“早期史官的具有代表意义的主要职掌,不应是别的,应就是观象制历.”⒀这一结论不科学的,一方面,“天官”的涵义并非是掌“与天相关的事”,虽然其中包含有祭祀的职能,但总体而言,天官实为主要的执政官：“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⒁而在周代,五史实属“春官”,司马迁话中称司马氏家族上世典天官事,恰恰证实了史官在上古职官体系尚不明晰的情况下,身为执政官的重要地位.而另一方面,《周礼》中掌观象制历的另有官在,即“冯相氏”和“保章氏”：
“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
其观象制历的职能是很清楚的.
为什么司马迁称太史掌文史星历,但在这里却有所龃龉,是因为,在巫史不分的夏商时代,的确是“下帝”沟通天地的重要辅臣,除掌握文书记事外,星相历法也必然是其主要的职责,而且,两者往往是一体的,但由于政治统治的日益复杂化和人们的日益理性化,官吏也出现了人间化和专门化的趋势,在政治制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职权间必然经历了多次的分化重组,降及周代,史职的变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这种考察中,倘若以一个固有的模式来加以匡正,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在五史之中,王国维考证认为“秩以内史为尊,内史之官,虽在卿下,然其职之机要,除冢宰外,实为他卿所不及,自诗书彝器观之,内史实执政之一人,……盖枢要之任也,此官周初谓之作册,其长谓之尹氏.”已有学者对内史的具体执掌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⒂,在此不多论.
《左传》、《国语》中亦时见有关太史、内史行使职能,回答天子提问的记载.《国语·周语》卷一,十四篇中,有两篇间接提到史官或引用史官言论⒃,有三篇直接为史官与王的对话录⒄,史官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由此亦可见一斑.
《尚书·牧誓》中有关于御事的记录,武王曰：“我友邦冢君,御事大诰,猷尔多邦,越尔御事,又肆余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酒诰,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又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梓材,王其交父,邦君越御事召诰,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又王先服,殷御事比尔于我有周御事····”由其中“多以邦君御事并称”,王国维认为御事“盖谓诸侯之执政者也”而且因为殷墟卜辞中御事“则称御史,是御事亦名史也.”这里的“御事”与《周礼》中的御史似乎存在某种程度的差距,但并不排除两者间的承袭关系,《史记》载秦赵二王会于渑池,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击缶,金毓黻认为“是时御史虽掌赞书之任,而其职渐尊,比于内史.及其末世,置御史大夫及丞,又遣御史监郡,始当纠察之任.汉以后乃建署设台,比于,……”⒅可见御史一职,在漫长的历史中,虽然地位有所升降,而且职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总的说来,其职权相对说来都是比较重要的,绝不是单纯的掌书记事而已.
虽然五史职权各异,但总的说来,他们都在政治生活中充当重要的角色,拥有实权,并凭借深厚的文化基础成为周代统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就其来源看,他们多属于异姓贵族,如周王朝中的史官大姓,辛氏、尹氏、程氏、微氏等,早在夏商时期,他们的家族就以世代相传的史官身份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武王伐纣后,他们在周朝的文化开放政策下纷纷参与周的治理,《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使“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文王即位后,又“访于辛、尹”,正是广泛的吸收和借用前朝深厚的文化积淀,周代才会有相对的礼仪发达,文化勃兴的局面.对于异性史官在周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胡新生在其《异姓史官与周代文化》一文中有令人信服的分析⒆.
但周代的职官体系中存在着另外一支庞大的史官队伍,他们分布于六官之中的大部分官职下,这些史显然不同于“五史”,他们才是真正的掌书记事的小官,这些“史”的品秩很低,仅与胥吏相当,《周礼》释之曰：“史掌官书以赞治.”郑注云：“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汉书》中提到“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⒇这里的“史”可能就指的是这些小吏,汉书告诉了我们他们的来源是普通的“学童”,虽然他们可能因为特别优秀而跻身品秩较高的官吏行列,但总体上说来,他们仍属于掌握了文字这一工具的技术性官吏.
从以上对周代两类史官职能、源起等情况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到两者是有一定分别的,不能等量齐观,更不可混而言之.总的说来,周代,史官的地位根据其职能的不同而有了分化的趋向,内史、等,地位仍是很高的,但六官中的“史”则属于低级官吏.
史官一职在春秋战国以至秦汉间亦发生了变化,不同史职间职能亦有分合,但总体上而言,由于巫史职能的分离与人伦性秩序的的确立,史地位始终是由天事向人事方向发展的,春秋战国间的混乱状态为文化的流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王官之学不再为少数人所掌握,这样,过去由于世袭而形成某种文化垄断状态的史官也渐渐失去了其权威性,故而其执掌渐趋单一,地位也日益低下,至汉代,史职中衰,正如同司马迁的感慨那样：“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21]
一点想法,就教于大方之家.
李世民与武则天圆房当夜，房梁突然掉落，二人后来怎么样了
让我们把镜头转回到大唐贞观年间。
贞观十二年（638年）的一个夏日雨夜，宫外电闪雷鸣，宫内却风光旖旎，40岁的唐太宗李世民正在准备临幸最近一个新纳入宫的才人，这个幸运的才人就是武则天。
一般被纳入宫的女子，很少能得到被皇帝宠幸的机会，而武则天刚入宫不到半年，就得到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真可谓是上天眷顾，命运垂怜，只要能好好把握这次机会，武则天有信心牢牢拴住这位大唐至高无上的天子，让他成为自己裙下之臣。
面对不到二八，我见犹怜的处子武则天，饶是李世民阅女无数，也禁不住怦然心动，他饱览一番秀色，正准备把武则天拥入怀抱，云雨一番，意外却突然发生了！
电闪雷鸣中，一道闪电劈下，不歪不斜，恰好击中了李世民居住的甘露殿。
这次雷击倒是没有引发火灾，但殿顶的一根房梁却轰然掉落，砸到地上！
所幸的是，这根房梁距离李世民还有一点距离，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而武则天作为一个弱女子，被这次意外吓了一大跳，出于本能，快步跑到一边。
李世民呢，大风大浪见惯了，这点意外当然不在话下，他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而且他的目光被另一样东西所吸引——掉落的房梁边有一本古书。
武则天这时也反应过来，她觉得自己刚才表现太胆小了，又快步跑过来，挡在李世民面前，装作一副帮助皇上抵挡危险的样子，担心房梁再次掉落。
李世民望着武则天问：“你不害怕吗？”
武则天回答：“不怕，有皇上在，我什么都不怕！”
李世民一听，这个女孩不简单，当即允诺，封武则天为才人，武则天喜出望外，谢主隆恩。
李世民正打算继续趁机和武则天云雨，宫殿外的却带着一群护卫闯了进来，他们听到屋内的动静，抓紧跑进来护驾，以为皇帝遭遇了什么不测。
李世民很扫兴，让人捡起那本古书叫过来，随手翻了两下，却禁不住心中大骇！
原来李世民在书中看到了清晰的几个大字：“唐三世后，女主武皇，代有天下”。
很明显，这是一句谶语，意思是说大唐在三世以后，将会有一个姓武的女主做皇帝，而自己眼前这个娇滴滴的弱女子，偏偏就是姓武，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还是上天降下天书，向自己启示，要提醒自己注意这个姓武的女子呢？他不敢相信，可又不得不防。
武则天也在旁边看到了这一切，从李世民严肃凝重的脸色看，她知道自己完了。
可李世民最终还是不以为然，按耐不住激情，把武则天给临幸了。
第二天，风水大师李淳风向李世民汇报说有太白金星在白天出现，此乃不祥之兆。
李世民闻言心中大惊，把怀疑目标对准了左武卫将军李君羡，找个借口杀掉了他，但考虑到武则天也姓武，还是一个女的，李世民心里有了包袱，以后再也没有临幸她。
好了，现在揭晓答案，上面的故事情节是殷桃、余少群、刘晓庆、斯琴高娃等主演《武则天秘史》中的狗血剧情，真实的历史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真实的历史上，十四岁的武则天被李世民纳入宫后，封为五品才人，但她应该并未受到李世民的特别宠幸，甚至连一次都没有，因为武则天在宫中生活十几年，封号始终没有晋升，若是得到李世民宠幸，绝不可能得到如此待遇。
我是专注历史文化的狄飞惊，欢迎关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