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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问元朝1279数十万大军入侵日本,算不算侵略战争
关于元朝入侵日本!让人深思![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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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三世纪元帝国两次入侵日本的惨重失败,当时从东亚到欧洲的许多史籍都有记载,不过最原始的纪录来源不外三处：一为元帝国的记载；一为朝鲜的记载；一为日本的记载.这三种记载都有偏颇,相互矛盾处很多,所幸都不是孤证,又有考古发现作旁证,互相比较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其鲜人的地位接近局外人,跟战争没有太多利害关系,因此他们的记录更可信些.
蒙古人对日本的进攻起因于日本不肯臣服于蒙古帝国.忽必烈多次派使者赴日本要求日本称臣纳贡,高丽国王也致书日本人要求他们向蒙古人屈服,但每次日本人都轻蔑地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面对这样的冒犯,君临天下的蒙古大汗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武装攻日遂不可避免.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次进攻日本时,南宋尚未灭亡,忽必烈仅控制了北方,当时元帝国正集结重兵准备南征,用以进攻日本的并不多,汉人也不是此次侵日的主力.
忽必烈执意要控制日本,除了显示大可汗的权威外,还有许多更实际的考虑.蒙古大汗虽富甲四海,可因为蒙古贵族对奢侈品的旺盛需求,再加上蒙古人拙于理财,蒙古帝国的财政时常捉襟见肘.忽必烈之前的两位大可汗贵由和蒙哥都以挥霍无度著称,他们购买奢侈品主要以贵金属支付,对部分拖欠的债务甚至以未来的战利品做抵押.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激战四年,这场蒙古人之间的内战无利可言,自然使蒙古帝国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日本在过去数百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产地和出口国,这个富裕的岛国在急需硬通货的蒙古贵族眼里无疑是块肥肉.
公元1274年,进攻日本的远征军由朝鲜扬帆出海,驶往九州岛,远征军共两万五千人,其中蒙古人和高丽人大约各占一半,还有部分女真人和少量汉人.远征军的统帅为蒙古人忽敦,两位副统帅为高丽人洪茶丘和汉人刘复亨.元军航行至博多湾,首先攻占并蹂躏了对马岛和壹歧岛,然后分三处在九州登陆攻入内陆.三路入侵中,一路为主力,两路为策应,主力部队的登陆地点大约在长崎附近.
面对第一次“蒙古来袭”,日本镰仓幕府调集部分正规军迎战,九州沿海各藩也紧急组织武士和民兵参战.惨烈的战斗进行了二十多天,日本人战术较为落后,在开始的战斗中蒙受巨大伤亡,但他们仍然成功地阻止了元军的推进.在相持了几天后,日本人渐渐适应了蒙古人的战术,于是开始反击.主要由武士组成的日本重骑兵队尤为英勇,他们在弓箭手的支援下冒着箭雨列阵冲击敌人,与敌军贴身近战,使蒙古人的弓箭优势失效.刘复亨在激战中阵亡,元军折损大半后退回海滩依托回回炮防守.至此元军伤亡惨重,进展无望,他们的败局已不可避免,由于箭和给养都即将用尽,元军无力继续守住阵地,他们只得上船撤退.在返回朝鲜的路上,元军的舰队遭风暴袭击,遭受了一些损失,不过大部分船只安全回国.此次战役日本史称“文永之役”,蒙古人在东亚第一次遇到了装备训练和勇气都不逊于自己的对手.高丽人在战斗中主要负责近战,他们因遭受日本人的正面冲击而损失惨重.故而高丽人对日本军人的战斗力,尤其是日本人的战刀印象深刻,据说元军普通士兵的刀剑与日本刀一碰即断.相对来说,使用弓箭的蒙古人损失小一些,在他们看来,日本人的弓箭虽威力强大,但射程很短,不能跟蒙古角弓相比.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战刀：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马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光花纹钢）,马来钢（焊接花纹钢）.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那样出色,最好的刀剑一般由进口的马来钢制造.大马士革钢为高级合金钢,冶炼技术复杂,成本高昂,具体制造技术已失传.在古代,大马士革钢刀一般只有贵族才能拥有.最顶级的大马士革钢刀为乌兹钢刀,产于印度,其次为斯切尔弯刀,产于波斯.斯切尔弯刀的做工和装饰极尽精致奢华,是蒙古贵族的爱物.相比之下,日本钢其实并无太大特色,日本战刀的优良性能主要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大马士革钢刀性能固然卓越,但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日本的普通民兵都可拥有一把好刀.
平心而论：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可这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掠夺.因此日本人的战术可谓十分高明,当然这也需要日本的战斗力做后盾.
第一次侵日战争结束后,忽必烈认为日本人已领教了蒙古人的威力,遂再次派使者去日本要求臣服,但日本人很干脆地将蒙古使者斩首.忽必烈自然不会忍气吞声,在统一之后,他便着手准备第二次海上入侵.由各地,蒙古和高丽招集至沿海地区接受登陆作战训练,远征军的粮秣补给也源源不断从全国各地征集,同时高丽和东南沿海的造船厂也昼夜赶工,制造大小战舰和运兵船.
如此大规模的远征准备自然无法保密,日本人严密侦视元帝国的动向,对即将到来的第二次“蒙古来袭”做了充足的战争准备.此时日本政局稳定,北条时宗对镰仓幕府和日本各藩的控制远胜以往,因此日本人能够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抗击入侵.幕府在九州征用民夫于博多湾一带敌人最有可能登陆的地区沿海滩构筑了一道石墙,用以阻碍蒙古骑兵.当敌人进攻日期临近时,北条宗盛和北条宗政分别率精锐武士军开往本州和九州沿海地区布防,北条宗政的镇西军后来成为战斗的主力.同时九州各藩开始动员民兵,日本其他地区的武士也赶来参战.
公元1281年,元帝国庞大的远征军由江浙和朝鲜两地同时出发.此次出征的军容十分壮观,共有大小船舶近五千艘,约二十万,其中蒙古人四万五千,高丽人五万多,汉人约十万,其中汉人大半为新附军（收编的南宋军）,远征军中蒙古人自然是作战的中坚.北方出海的舰队于五月底如日本人所料抵达博多湾,在等待南方舰队期间,蒙古人轻易攻占了博多湾的几个岛屿,岛上的居民全部遭,岛上的建筑物也被尽被毁坏焚毁.六月上旬,南方舰队抵达,两支庞大舰队在九州外海会合,之后元军开始登陆作战,登陆地点九龙山距上次战争主力部队登陆的地点不远.这次远征军遇到了更顽强更有效的抵抗,日本以石墙为掩护,不断击退元军的进攻,还伺机组织反冲锋.日本人最成功的一次反击击溃了高丽军主力,高丽军统帅洪茶丘被俘杀,几名蒙古高级指挥官也相继阵亡.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远征军的损失已超过三分之一,但依然不能突破石墙.到七月下旬,元军的粮草和箭已基本告罄,此时无论蒙古人还是日本人大概都以为这次战争的结局将和上次相同,会以元军的撤退收场.
八月一日,太平洋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飓风,风暴持续四天,元军南方舰队的舰船基本被毁,北方舰队的舰船也损失大半.北方舰队剩余的舰船搭载指挥官以及部分蒙古军和高丽军逃离战场驶返高丽.南方军的指挥官和部分高级官员眼看回天无术,也只得丢下大部队,乘南方舰队残存的几艘船逃离.此时九龙山的海滩上尚留有近十万元军,这些人失去了补给和退路,又无力突破日军的防线,现在只得等死.三天后,日本人开始,将残存的元军驱赶至一处名为八角岛的狭窄地区,然后纵兵攻击.元军大部被杀,剩余的两万多人作了俘虏.日本人按照蒙古人的标准把俘虏分四等,前三等,即蒙古人,色目人,女真人,高丽人和北方汉人全部被处死,四等的唐人（南方汉人）免死后成为部民（贱民）.今天的博多湾还有一座名为“元冠冢”的小山,据说是当年元军将士的集体墓地.在这次惨败中,南方军只有三名士兵逃脱,他们拼凑了一艘小船,幸运地漂回.忽必烈透过这三位幸存者终于知道了战败的,此次战争的副统帅范文虎被斩首,其他官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日本史称第二次蒙古入侵为“弘安之役”,此次战争日本人投入的论质量和数量都远胜过“文永之役”,蒙古人在战术上没有丝毫的优势.按照日本人的说法,蒙古人的战斗力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强大,日本武士在各方面都胜过他们,尤其在装备和战技方面.日本人装备的优势不仅在于战刀,也在于武士的铁甲,据说只要距离稍远,蒙古弓箭就无力穿透武士的盔甲.日本武士完全脱产,自小开始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的战技胜过蒙古人毫不奇怪.蒙古人的记载称日本人擅长单打独斗,这可以和日本人的说法相印证.日本人对元军中的汉人评价最低,在他们看来,汉军贪生怕死,士气低落,是标准的鱼腩部队.不过汉人打仗不行,做奴隶倒合适,因此日本人最后赦免了部分汉人.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两次战争中的八年间隙期间,日本人似乎改进了他们的弓箭,第二次入侵时,蒙古人发现日本人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已与蒙古强弓不相上下.从保留至今的图画看：日本人的长弓与当时最先进的英格兰长弓有几分相似,长约一点五米.由于日本人本来就很矮小,画面上的日本弓箭手好像比他们所持的弓还短.实际上当时日本人的战术也和英国人相似,都是以重骑兵（武士）为突击主力,轻步兵和弓手负责保护两翼和压制敌人.
关于日本参战数量,各方的说法都很模糊.后来的一些野史称第一次战争日本投入十多万,第二次战争则有四五十万日军参战.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也绝不可能.当时的九州总人口不过几十万,即便全民动员也不会有十万兵力,况且并非九州所有地区都派兵参战.两百多年后的战国时期,日本的财富和人口都远胜过十三世纪,战国时期几场著名的大战,各方投入的总兵力也不过五六万人.日本的数量不多,部分原因在于日本人较崇尚精兵.我个人的估计,第一次战争日本约一两万,第二次可能是五六万,反正不大可能超过十万人.
元帝国对日本两次入侵的概况就是如此.出于大家不难理解的原因,许多爱国者对蒙古人的失败深感惋惜,他们总结了不少教训,认为如果元帝国能避免这些失误,本可以征服日本,这样亚洲历史就要改写.这些教训较有道理的有四条：
第一, 不应该由范文虎这样的庸才做统帅；
第二, 远征军应多配备马匹；
第三, 远征军应配属“回回炮”；
第四,的规模还不够大.下面我分别说说这四点.
先说说范文虎,范不过是副统帅,真正的统帅是右丞阿塔海,不过他没有亲临战场,实际的统帅是两位副帅,一为范文虎,一为蒙古人唆都.范文虎只指挥新附军,其他部队都由唆都指挥,可以说所有精锐尽由唆都掌握,唆都才是实际上的统帅.但蒙古人没有海上作战经验,因此范文虎有时成为实际的指挥.范文虎和唆都在军事上的才能确实平庸,但在此次战争中他们并没有犯什么特别愚蠢的错误.飓风来临之前,范文虎已有所预感,他命令自己能指挥的部分舰只驶入较安全的峡湾躲避,结果总算保留了几艘完好的船只供们逃命.不过后来追究起责任来,身为汉人的范文虎当然首当其冲被处死,唆都所受的处罚不过降职而已,在某些“爱国者”眼里范文虎自然成了历史罪人.
再说说马匹,远征军只配备少量马匹,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虑：渡海登陆作战时,战马所消耗的给养是步兵的五六倍.也就是说：如果给参战的四万多蒙古兵都配上战马,他们也就不可能有其他辅助部队了.另外日本人用于阻挡骑兵的石墙大概也是忽必烈拒绝为远征军提供更多马匹的重要原因.在海滩上四万多蒙古骑兵是否比二十多万混合步兵更易于突破日本人的石墙呢?我认为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所谓“回回炮”,并非如许多爱国者所想,它其实跟关系不大.回回炮的前身是西方的抛石机（catapult）,公元前八世纪由亚述人最早使用.之后西亚和欧洲各民族不断改进,到公元二世纪初的罗马图拉真时代,抛石机的机械结构已十分完善,它成为罗马工程兵的制式装备.公元九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化学家改进了抛石机的投射物,使抛射后的燃烧效果远胜从前.拜占庭的敌人穆斯林（回回）在其舰队吃了几回大亏之后也开始仿制和使用抛石机,成吉思汗的一位驸马就是在与花剌子模人作战时被抛石机的弹丸击中身亡.蒙古人使用的“回回炮”为巨型抛石机,由俘获的阿拉伯工匠制造.这种回回炮用舰船运输十分困难,元军如果要运载回回炮往日本使用,必然大量减少运送的战斗兵员.这样回回炮的作战效果是否能补偿士兵减少的损失,我还不能确定.不过我想：即便回回炮发挥作用,也不能改变战争的结局.
事实上,第一次入侵日本时,蒙古舰队倒装备了几具回回炮,原打算用于海战,可预期的海战并没有发生.当元军退守海滩时,这几具回回炮也用于轰击日本人.可回回炮究竟效果如何我并不知道,有野史称“大败日军”,我觉得这说法不大可信.从后来忽必烈拒绝为远征军配备回回炮来看,其实战效果不会太显著.
如果元帝国往日本投入更多的,比如说三四十万,元军确有可能突破石墙,攻入九州内地.但想要进一步征服日本,我认为不可能.大家恐怕忘了一条基本的常识：小国面对强国的威胁想保持独立,它不必击败强国,只需让强国意识到侵略自己得不偿失即可.而这一点,日本早就做到了.就算蒙古人能攻入九州,日本人也不会向侵略者屈服,他们会坚壁清野,不断袭扰.这样入侵的大军会和美洲革命期间的英军一样,所有的人员,武器和粮秣的补充都得依赖漫长脆弱的海路运输.即便以之大,也无力长期承担这样的战争,元军最终的结局只会是退出日本.
事实上,忽必烈确实准备第三次更大规模地入侵日本,他命令阿塔海负责征日准备,阿塔海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制造更多的舰船,召集更多的部队,征集更多的兵甲给养.然而,在准备了几年后,元军在安南（越南）和占城等地的失败终于使忽必烈意识到进攻日本不可能有任何好处.忽必烈最终降旨宣布：为了体恤民力,征日准备一律停止,士兵和民夫大多遣散回乡.忽必烈的举动等于承认了自己过去十多年对日政策的失败.但无论如何,与历史上许多伟大领袖相比,忽必烈承认错误的勇气令我钦佩.忽必烈去世后,他的孙子铁穆耳（成宗）改变对日敌视政策,恢复中日通商,蒙古人终于能通过和平渠道获得日本的白银.
元帝国在安南的失败也可以从另一侧面证明当时的蒙古人不可能征服日本.安南的装备和战斗力远不如日本人,也没有日本人的地利,不过他们奋勇抗敌的勇气倒和日本人相似.据说所有安南的手臂上都刺有“杀鞑”二字,以表明自己拼死杀敌的决心.由于和安南之间没有大海阻隔,蒙古大军能轻易突入安南腹地,在整个安南战争中,安南的任何地方蒙古人都能不费力攻占.但安南在初期遭大败后即避开正面战斗,不断组织小规模袭扰,蒙古人损失惨重,南征副帅唆都（就是前述的侵日统帅）也遭伏击身亡.安南战争旷日持久,元军的人员兵器和粮草补充在引起了巨大的财政危机,最终忽必烈不得已将全部撤出,承认了安南的独立.
高丽人反抗蒙古人的战争更为艰难,从十三世纪初蒙古人征服高丽起,高丽人的反抗就没有停止.高丽人时降时叛,屡败屡战,抗战最艰难时,高丽王浮于海上,拒不投降,也拒不和谈.最终铁穆耳意识到高丽战事若不结束,朝鲜半岛会成为帝国流血不止的伤口,在占领高丽七十余年后,蒙古人从大部分高丽地区撤出,承认了高丽王对朝鲜大部的统治.元帝国亡于明王朝之后,朱元璋像当年的忽必烈一样,也派使者赴日本要求日本称臣,日本人的反应也和当年一样,他们拒绝了明帝国的要求并杀了来使.面对同样的冒犯,朱元璋比忽必烈冷静得多,他没有负气出兵,只是下令禁止与日本通商.为了避免子孙重蹈忽必烈的覆辙,朱元璋在一篇《大诰》（政治遗嘱）中将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列为“永不征伐之国”.
综上所述,日本,越南,朝鲜等人口只有人几十分之一小民族,它们的能击退蒙古人的入侵,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勇气和不屈的精神.但无论如何,这些小民族的成功无疑增加了我们汉民族的屈辱感.出于大家不难理解的原因,我们对越南人和朝鲜人的成功尽力淡化.而对于日本人,由于他们曾给我们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讲述他们如何英勇抗击侵略更是令人不可容忍.由于有“神风”的存在,许多爱国者遂顺理成章把日本人能保持独立归咎于运气.事实上,“神风”确实帮助了日本人,但如果没有“神风”,日本人同样能击退蒙古人.要驳斥“神风说”,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神风”之前,日军和元军已激战近五十天,元军遭重创,而且完全军压制.
最后再说几句：关于当时的和日本,某些现代学者和所谓爱国者的表现实在是令人作呕,这里简述其中两项.
其一是扯大旗作虎皮,乱认祖宗.元代明明是人遭异族征服的时期,在元帝国的四等居民中,作为主体的汉人地位最低,按照蒙古律法,蒙古人杀死汉人与杀死别人的驴子同罪.许多当时地位远比人高的民族,如俄罗斯人,朝鲜人,维人,他们的后裔都将蒙古统治时期视为民族的耻辱.而许多大喊“爱国”的人,却将蒙古人的统治视为无上的光荣,借蒙古人的军功来装点自己所谓的“民族自豪感”.成吉思汗这个不会讲一句汉语,视人如粪土的半野蛮人也被许多爱国者认作人,捧为“中华英杰”.成吉思汗如果知道自己死后会有这样多的奴才自愿为他舔屁股,不知会做何感想.
其二是竭力丑化别人,为自己的懦弱开脱.当时的日本人,越南人,朝鲜人都是英勇顽强的民族,他们光明正大地击退了统治半个世界的可怕强敌.可我们的某些史书总是尽力夸大他们的短处,以暗示他们其实跟人并无差别,不过更幸运而已.讲到安南的战争,许多史书着重说安南军如何低劣,不敢正面迎战,蒙古军如何威武,如何攻城略地,后来蒙古人又如何不适应热带丛林,如何瘟疫流行,等等.我想：明眼人都明白,当时的安南人如果跟蒙古人逐城硬拼,那才是白痴.其实若论抵御蒙古人的地利,南宋丝毫不比安南逊色,因为的南部地区江河纵横,湖泊与水田密布,是机动骑兵最难以发挥的地域.至于元军在日本的失败,许多史书把这完全归功于飓风.只字不提日本人的英勇抵抗,却凭想象大肆编造和渲染日本人如何恐惧,如何奔走呼号,如何绝望祈求上苍,等等.
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饱受,这自然有外在的原因,可更大的原因在我们自己身上,这需要我们认真反省.可有些所谓的爱国者不肯面对事实,倒热衷于历史来寻求.我个人的看法：“神风”这类意淫谬论的广泛流传,才是我们民族的真正耻辱.
另有一说：
蒙古帝国于1259年完全征服高丽王国后,听说在更东方的大海上,还有一个日本帝国,便于1266年,派遣使节前往招降.日本当时是龟山天皇在位,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蒙古帝国这回事.对这种来历不明的使节,自然不予理会.这种冷淡态度,引起两次无妄的灾难：
第一次,1274年,元兵团一点五万人,在蒙古大将忻都、高丽大将洪茶丘率领下,乘战舰九百艘,从朝鲜半岛合浦港出发,攻陷对马岛,在日本肥前沿海登陆.日本集结十二万人抵抗,死伤惨重,但坚守不退.后来元兵团的箭用尽,无法补充,只好撤回.
七年后的1281年,即宋帝国亡后第二年,大汗忽必烈在高丽王国首都开京（朝鲜开城）设征东司令部（征东行省）,由蒙古大将阿刺罕担任总司令（行省右丞相）、汉人大将范文虎担任副总司令（行省右丞）,分南北两路,在对马岛上会师.会师之后,阿刺罕逝世.大汗忽必烈命副宰相（中书省右丞）阿塔海前往接替.可是范文虎企图由他来完成这件英雄事业,没有等阿塔海到达,即行进军,在日本平壶岛（长崎北）登陆.计战士十万人,战舰四千四百艘,漫天遍海,旌旗蔽日.日本第一次面对着这么强大的敌人,全国震怖,自知不能抵抗,唯有奔走呼号,祈祷上苍拯救.这时候是阴历七月,正逢西南太平洋上台风季节（内陆不可能了解台风所带来的可怕破坏力,即令二十世纪,二十万吨以上的船舰,得到台风消息,都要躲避）.当日本慌张失措,朝不保夕之际,台风适时而至.八月一日,突然间海上风浪大作,暴雨倾盆,四千四百艘战舰在怒风骇浪中,四处飘散,像鸭蛋壳一样,互相被撞击粉碎,或被波涛吞噬,几乎全部沉没.战士尸体,漂满海面.军储粮秣以及弓箭武器,都在舰上,也全部丧失.这次台风历时四天,八月五日,好不容易风雨停住,范文虎发现他已无法收拾这个残局,就把已经登陆驻扎在五龙山下的约十余万人的部属,全部遗弃.自己和一批高级将领,乘上残余的几艘战舰,悄悄逃走.十余万人的登陆五龙山部队,当发觉被他们的统帅遗弃时,好像被遗弃的孤儿,相对大哭.但他们立即组织起来,推举一位张百户（营长阶级）当司令官,伐木作舟,准备逃回.但时间已不许可,八月七日,日本,登陆五龙山部队奋战两昼夜,箭已射尽,粮也食尽,结果是六七万人被杀,未死的二三万人,于八月九日军驱到八角岛,凡蒙古人、高丽人、北方人（汉人）,全部处斩.只留下南方人（南人）,日本称为“唐人”的,免死,充作奴隶.登陆五龙山十余万部队,只有三个幸运儿逃掉,分别偷乘破烂的渔舟,漂回.然而,最悲惨的是,这件全军覆没的悲剧,竟没有引起责任问题.范文虎向忽必烈报告说：“我们到了日本,正准备攻击太宰府时,不料暴风把船摧毁.我们仍然照原计划行事,可是某将领某将领（这些人都被遗弃在五龙山下,死无对证）,不听指挥,率军先退,大军只好跟随.全体战士于回到合浦港后解散,已备回本乡.”忽必烈相信他的话,逃回的三个人虽拆穿了他的谎言,死难者的家属虽向申诉,但这声音是太微弱了,忽必烈根本听不到,蒙古帝国高阶层已开始腐烂.
——这一阵台风拯救了日本,日本感谢它,称它为“神风”.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组织飞机,即称“神风特攻队”,希望神风第二次降临.结果虽然失望,但可看出这次台风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检查蒙古帝国东征失败的原因,我们认为可归纳为三项：一、将领们统大军渡海作战,却没有一个人对海洋气候了解.二、任用人类渣滓范文虎当统帅.三、在出发时,忽必烈拒绝配备马匹和回回炮,否则登陆五龙山部队可能在巨炮掩护下,支持到撤退使用的新舰造成.
东征失败后第二年（1283）,蒙古帝国的使节被王国驱逐,遂向攻击,继续作战六年,到1289年,始告屈服,降为臣属.而在进攻王国的前一年（1282）,占城王国（越南南部地区）囚禁蒙古帝国的使节,元兵团在蒙古大将唆都率领下,乘战舰一千艘,由广州出发攻击.占城王国坚壁清野,退人丛林山谷.元兵团攻陷它的首都,但归路和粮道却被切断,狼狈撤退,几乎全被歼灭.
明年（1284）,蒙古帝国向安南王国（越南北部地区）借路,计划纵穿安南,从陆道进攻占城.安南王国拒绝,它不敢冒这个险.忽必烈命他的儿子脱欢亲王当总司令,攻击安南王国.安南是热带地方,森林连旦,密不见天日,又有地区性的瘴气恶雾,以及北方战士从没有见过的毒蛇猛兽和致使的蚊虫蚂蝗.元兵团首先发生瘟疫,又加上安南军不断伏击,以致死伤狼藉,大败而还.
三年后（1287）,脱欢亲王对安南王国作第二次攻击,这一次攻陷安南首都螺城（越南河内）.但安南军切断元兵团的粮道,节节.元兵团只好放弃螺城,且战且退,沿途毒蛇毒箭,雨一般落下,战士将领,死亡殆尽,脱欢亲王只剩下一条性命逃归.不过安南国王陈日(火亘)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知道绝不能长期触怒这个庞大的邻邦,仍然派遣使节到大都（北京）,献出用黄金铸成的自己的跪像,代替自己谢罪.占城王国也明智地请求和解,它也不愿作为北方巨怪的长期敌人.蒙古帝国最后一次扩张,是远征爪哇王国（印尼爪哇岛）.爪哇王国不过一个小岛,比日本还要小而且还要远.但蒙古使节也到了那里招降；爪哇国王在他脸上刺字后赶走,以表示对蒙古的轻蔑.一二九二年,元兵团二万人,战舰五百艘,在蒙古大将亦黑迷失、汉人大将史粥率领下,从泉州（福建泉州）出发,越洋攻击,次年登陆爪哇岛.恰巧遇上爪哇国王被他的邻邦葛郎国王所杀.爪哇国王的女婿土罕必(门者)耶是一个有谋略的领袖人物,他投降元兵团,引导大军击灭葛郎王国.然后,他再对元兵团发动奇袭,元兵团大败,勉强撤回泉州,此役共三千余人葬身在那个荒岛.
征爪哇失败之后,蒙古帝国那种像着了魔似的扩张狂,终于停止.热带土地是他们所不了解的,变化莫测的海洋他们也无法克服.从1206年铁木真建立帝国,就一天都不停地对外侵略,到1293年爪哇兵败,为时八.蒙古人的扩张力量竟持续如此之久,使人叹为观止,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如此.
历史上唯一一个入侵日本的男人是谁
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去日本，但不是入侵，是去东瀛寻找长生不老药。
唐代以后，为什么只有宋朝没有和日本作战，其他朝代都和日本发生过战争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中日千年历史上的首次战争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打响：在这场战争中唐军面对兵力几乎四倍于己的日军四战皆捷，焚烧战船四百艘。此时的日军还没后世的所谓武士道精神，战败后的日军兵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这应该是中日历次战争中日军最大规模的投降，也是历次中日战争中赢得最为干净利落的一仗——之后无论是万历援朝战争、甲午战争，还是战争，无论最终谁赢了，对双方而言都是打得异常艰苦，而在白江口之战中刘仁轨作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位将领彻底完胜日军，之后800余年日本再不敢窥视中华。
白江口之战的确是把日本方面打服了、打怕了——其中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白江口之战后日本遣唐使的频率、规模和影响力甚至更胜战前：公元630年日本向大唐帝国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在此前他们已派出三次遣隋使。白江口之战后的第七至第十次遣唐使（669~733年）的规模一般为四条船、五六百人，这一数据大约是战前的两三倍。在两国的使者队伍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唐日“混血儿”：在两百多年的交往中日本人在唐结婚生子和唐人在日本结婚生子的现象并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公元734年作为第十次遣唐使的护送使前往日本的唐朝音乐家袁晋卿、皇甫东朝及其女儿皇甫升女后来都留居日本，他们的“混血”后代一直热衷传播大唐文化。公元717年（开元五年）日本第九批遣唐使入唐，日后成为李白好友的晁衡（当时还叫日语名字阿倍仲麻吕）就在这批遣唐使中。天宝十二年（753）十一月十五日鉴真大师在经历五次东渡失败的经历后率40余人从扬州（今瓜洲镇入江口处）出发第六次启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月浦）登岸，经太宰府、大阪等地，于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此时鉴真大师已然双目失明，可还是经过不懈努力开创了日本的南山律宗。第九批遣唐使归国后的718年（日本养年）大和朝廷进一步完善旧律令，形成《养老律令》。
公元894年是中日关系史乃至整个东亚朝贡册封体系的转折之年——这年八月日本朝廷任命菅原道真为遣唐大使，准备组织第20次遣唐使。然而这支使团尚未出发就半途而废，紧接着日本朝廷更是宣布从此终止近三百年来一直延续的向中华隋唐帝国派遣朝贡使节的既定国策。要说清日本停止遣唐使的原因就得先了解日本当初派遣使节的原因。纵观两千余年的中日关系史中日本遣使来华无非两个目的：其一的强大令日本感觉到威胁时日本就会主动遣使来华；其二借之威名压服周边的新罗、百济等国以及日本国内不服朝廷管束的部族。日本最早通使是在汉光武帝时期——当时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和邻国狗奴国爆发，于是想借汉帝国的名号压狗奴国一头。对汉帝国的朝贡因黄巾起义而中断，曹魏建国后日本列岛上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才再次遣使朝贡并接受魏明帝册封的“亲魏倭王”称号。在经过三国和五胡乱华的混乱时代后日本不再前来朝贡，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中原大地皇帝轮流做、城头变幻大王旗，没哪个能对日本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日本就算想抱中原王朝的大腿以压服邻国和部族也不知道该抱谁。直到5世纪初北魏和南朝宋分别统一了北和南，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局部统一，于是相继有五代倭王先后遣使朝贡，而日本使团无一例外朝贡的是南朝。隋朝完成南北统一后又用兵朝鲜半岛，这令日本感觉有必要和这个新兴的强大帝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然而圣德太子领导下的日本朝廷却向当时的隋炀帝杨广递交了一份写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国书，很明显圣德太子将日本置于和大隋王朝平起平坐的地位。也是在这一时期日本朝廷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由大王改称天皇（事实上在此之前的日本历代天皇都是后世追封），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事——按东亚传统的以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只有天子才可以自称皇帝，周边藩属国只能称王，而不能称皇称帝，由大王改称天皇标志着日本实际自此时起就以游离于以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之外了。
大唐帝国取代隋王朝后日本持续派出遣唐使，不断学习先进的大唐文明。尤其是在白江口之战被只有自己四分之一兵力的唐军所败后日本连续派出第五次和第六次遣唐使，其实这两次遣唐使的主要目的就两点：其一因为白江口战败而向大唐请降；其二打探唐朝的动静虚实以证实唐朝是否会乘胜进攻日本本土。当日本知道唐朝并无远征日本之意后就开启了进一步全面效法大唐文明的改革，恰恰因为白江口之败反而令日本更加谦虚地学习大唐文明。与此同时国力蒸蒸日上的大唐帝国也希望打造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所以要求日本必须每15~20年左右遣使来唐一次。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乱持续了8年，本来在此期间日本应该按和大唐的约定派出一次遣唐使，可日本的小算盘是：日后中原大地究竟姓李或是姓安都是未知数，自己这时遣使万一拜错了庙门......于是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开始了新动作：早在713年唐朝在东北地区设立渤海都督府。渤海都督府和大唐其他羁縻州府一样是册封当地部族首领而实现羁縻统治的，实际上渤海都督府同时又是接受大唐册封的渤海郡国，这是一个具有半独立性的国中之国。渤海郡国从727年起曾多次遣使日本，日本一开始的应对比较冷淡，安史之乱后日本开始积极和渤海展开互动外交：759年日本甚至计划与渤海南北夹击新罗。不过日本在国书中以上国自居，称渤海为孤悬海外的弹丸小国——日本天皇应该是把地图拿倒了：究竟谁孤悬海外呀？
862年日本真如亲王随唐朝商人张支信的商船来唐并到达长安。按大约20年左右朝贡大唐一次的惯例而言：此时的日本也到了该遣使入贡之时了，唐朝方面就真如亲王一行当成是日本朝廷官方委派的朝贡使节。然而这次日本玩了一个小花招：这次日本并未以官方名义派出正式使团，而是由真如亲王带着自己的随从乘坐唐朝来日贸易的商船前往大唐，可真如亲王毕竟是日本皇族，因此也可以将真如亲王之行视为朝贡。日本方面之所以安排这样一次暧昧不清的派遣可谓一石二鸟：对唐朝方面将其解释为朝贡以搪塞唐朝；留下转圜的余地——在适当的时机拒不承认这是一次朝贡行为，以满足日本日益膨胀的民族自信。唐朝方面并不了解日本这些小心思，在唐朝方面的逻辑认识中这就是一次朝贡行为，那么按惯例到880年前后就该准备新的遣唐使派遣工作了，但876年前后唐朝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波及大半个，到880年前后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都成了战场，一向善于投机取巧的日本像安史之乱时一样选择暂时观望。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打算和东亚传统的以为核心的朝贡册封体系彻底决裂的意向也越来越清晰，于是自真如亲王来唐后三十年左右大唐朝廷与州府再没见日本使节来华“朝贡”，唐朝廷和管理相关事务的地方官不是、瞎子，自然注意到了这点，但因忙于国内的农民起义而无暇顾及此事。
大约在892~894年随着起义的日渐平息时任温州刺史的朱褒派人送信到日本要求日方遣使朝贡。在接连遭受安史之乱和农民起义的打击后唐朝出现了严重的藩镇割据现象：朱诞、朱褒兄弟利用这样的时机割据温州，成为一方土皇帝。长期割据温州的朱氏家族对朝廷有很大的建议权和影响力，朱褒之所以会关注中日交通这一问题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营造敦促外国来朝的盛景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威望；其二朱褒治下的温州是唐日贸易的重要港口，而口岸贸易抽解所得是州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尽管此时的大唐王朝已然行将就木，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打日本还是不成问题的。虽然朱褒不是唐朝皇帝，但毕竟也是一方实力派，是能对大唐朝廷施加影响的，这令日本方面不敢轻视朱褒的来信。所以收到朱褒来信的日本朝廷当即决定组织第20次遣唐使，然而被任命为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却明确加以反对。菅原道真的反对理由是大唐凋敝——这其实是菅原道真冠冕堂皇用来反对出使的理由，其实他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随着大唐帝国的凋敝，对遣唐使的招待也大不如前，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跨洋越海，结果却一无所获，这样的傻事怎能干？最奇葩的是菅原道真在给天皇的回复中居然特意写道：国之大事不独为身——此乃为国家大事考虑，不只是为了我菅原道真个人的身家性命，这倒真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菅原道真的反对固然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不过日本朝廷最终采纳他的意见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随着大唐帝国的日渐凋敝，日本自觉可以向大唐学习的地方越来越少。而两国之间发达的民间贸易完全能满足日本对“唐物”的需求，已不再需要通过朝贡贸易来获得。与此同时原本就对以为核心的朝贡册封体系始终没打心里认同的日本在经过长期效法大唐的改革后民族自尊心乃至自大心理日益膨胀——894年前后正是日本由全面效法大唐文明的唐风文化向将大唐文明本土化的国风文化转型时期，这时的日本具有越来越强的本位意识，于是决心脱离以为核心的东亚传统的朝贡册封体系。
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13年后的907年大唐帝国被朱温篡夺，朱温开创了梁朝（由于此前已有以“梁”为国号的王朝，所以史称后梁），此后后梁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后更替，战乱不休。自安史之乱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现象延续了下来：朱温篡唐后各割据趁机先后取得独立地位，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之外，又先后涌现出前蜀、后蜀、楚、荆南、吴、南唐、吴越、闵、南汉、北汉十个割据，后世称这段历史为五代十国。大唐灭亡后的50年间东亚朝贡册封体系中的渤海、新罗也相继灭亡，这令日本感觉自己一国独大，不免沾沾自喜起来。与此同时在大唐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割据一心逐鹿中原，无暇顾及海外邦交，只有割据江浙一带的吴越国才有这方面的自信和需要——吴越一方面和其他割据之间合纵连横，另一方面遣使海外列国。同光中（923~926）钱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封吴越国王，赐玉册、金印，命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其参佐称臣，这标志着吴越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王国。与此同时钱镠“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这段《旧五代史》中记载的“海中夷落”自然是包括日本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钱镠并不安于割据一方的现状，他还想一统中华并进而恢复华夷秩序。从这段记载也能看出：尽管大唐帝国灭亡了，尽管四分五裂了，但在这些割据眼中依然视日本为岛夷。
935年吴越王钱元瓘曾派遣商人蒋承勋出使日本并辛辛苦苦带着若干只绵羊。已经闭关锁国的日本朝廷不仅没遣使回访，而且在朱雀天皇承平六年（936）由左大臣藤原忠平出面给吴越王写了一封要求与吴越国平等交往的书信。953年蒋承勋又以吴越王钱弘俶的使者身份带着信件和丝绸、粗绢等贵重礼物前来日本。日本朝廷由右大臣藤原朝臣师辅出面让蒋承勋给吴越王带去这样一封回信：蒋承勋来，投传花札，苍波万里，素意一封，重以嘉惠，欢惕集怀。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绔珍货，奈国宪何，然而志绪或织丛竹之色，德磐或引沈檀之熏，受之则虽忘玉条，辞之恐谓嫌兰契，强以容纳，盖只感君子亲仁之义也。今抽微情，聊寄答信......这封信相比以往更进一步了：以往只是要求和吴越国作为平起平坐的主体交往，至此则更进一步——已不愿和割据一方的吴越国平起平坐了，反而自视上国，只是看吴越国献上的锦绔珍货还算称心才勉强与之交往。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就认为：吴越王的书信并非赠日本朝廷，而是赠日本国领班大臣——属于大臣之间的私交，而非两国国交：盖吴越国仅保一隅之地，僭称王号，故不得不谦让而执此态度。日本答书也就不用朝廷之名义——尽管事实上有国际之交涉，形式上仍执私交之体裁。当时的日本对海外的态度颇为消极——不想主动寻求交际，只是作出因他人请求而不得已应之的态度。
当中华大唐帝国覆灭，五代相继交替之际日本也进入了多事之秋：日本皇室在历史上曾有相当漫长一段时间是不和臣民之女联姻的，这造成皇室堂兄妹乃至亲兄妹之间世代。随着遣唐使不断向日本传播中华大唐文明，这种野蛮风俗日益受到诟病。而日本皇室想出的解决应对之道居然是和国内最大的贵族世家世代通婚，尽管用今天的医学观念看：这属于表兄妹通婚，不过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了，要知道即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一些边远山区依然存在姑表结亲的现象。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天皇谁也没考虑到表兄妹通婚对后代基因的影响，他们所操心是另一件事——世代联姻意味着历代天皇的舅舅、外公出自同一家族。那么这是怎样一个家族呢？这个家族姓藤原。藤原家族不仅世代与皇室联姻，更是长期把持朝政——天皇年幼藤原家就为摄政，天皇成年后就为关白成为定制，日本历史上称这种政治模式为摄关政治。一时间天皇废立、国政大事无不出自藤原家，地方领主也纷纷寄进。藤原家被世人直接称呼为摄关家。摄关对天皇来说等于将拱手相让，天皇自然不甘心此种局面，于是天皇发明了院政与之抗衡：院政始于白河天皇时期——白河天皇在位13年，他于1086年主动退位，传位给太子崛河天皇，新天皇当时只有8岁，白河天皇退位后就出家为僧，成为法皇。法皇以太上皇的身份设立院厅继续执政——白河天皇此举实际上是皇室和寺院势力结盟对抗以藤原家为首的世家贵族。由法皇亲自辅佐新天皇也避免了藤原家利用天皇年幼之机专擅朝政。此后鸟羽和后白河天皇也仿效此举，于是日本政坛出现了摄关和院政博弈的局面。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摄关和院政的竞争也折射到此时的中日关系中：从10世纪开始日本的国风文化兴起，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自豪，视东亚大陆上的改朝换代为乱象。然而“万世一系”的日本皇族此时正在其国内被藤原家的摄关政治日益架空，当然天皇是不甘心自己的权力被人分割的——除了发明院政来和藤原家在国内朝政上斗争外，在外交上皇族特别重视维护日本的上国形象以显示强硬态度，并希望借助这种强硬姿态赢得那些对藤原家不满的世家贵族的尊重，以结成反对藤原家摄关政治的联盟。
公元960年正月当春节的喜庆尚未散去时当时的后周朝廷就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北汉和辽国联军南犯，就在前一年后周的世宗皇帝柴荣刚刚驾崩，年幼的恭帝柴宗训继位不足一年，还无法亲理朝政。太后和辅政宰相商量后匆匆派出禁军前去抗敌，当行进至距离京师二十里外的陈桥驿时突然发生哗变：军士们给他们的统领——当时的后周禁军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披上了黄袍，随即大军掉头返回京师。在这场不流血的后赵匡胤在没杀害后周柴家一人的基础上开创了属于他自己的大宋王朝。成为一国之君后的赵匡胤通过先后两次“杯酒释兵权”罢去禁军将领及地方藩镇的兵权，解决了自唐朝中叶以来地方节度使拥兵自擅的局面，也从而避免了他的大宋王朝成为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稳定了内部后赵匡胤又依据宰相赵普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致力于统一全国，先后灭亡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及南唐等南方割据，完成了全国大部的统一。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其弟赵光义继位。赵光义即位后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王钱俶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纳土归附。至此五代十国中的南方割据被宋朝悉数统一，只剩山西太原一带的受辽国庇护的北汉还没被宋朝削平。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赵光义先派大将潘美等挥师北上，围攻北汉都城太原，赵光义于二月率军亲征，宋军击退辽国援兵，灭亡北汉，终于结束了自唐末黄巢之乱以来近九十年藩镇割据混战的局面，再次形式上一统全国。兵不血刃迫降吴越，又成功灭亡了有辽国保护的北汉，这令赵光义自信心爆棚——他希望在自己手中重新恢复汉唐时期的华夷秩序，于是就在灭北汉的当年五月赵光义不顾众臣反对，趁伐取北汉之势从太原出发北伐辽国。北伐初期一度收复河北易州和涿州。赵光义下令围攻燕京，宋军与辽人在高粱河畔展开激战。赵光义亲临战场，结果受伤中箭，乘驴车仓惶撤离，北伐失败。高粱河之败标志着宋朝试图恢复传统的华夷秩序的努力归于失败，此后东亚地区传统的中原王朝一家独大的朝贡册封体系被多极争雄的格局取代：契丹人建立的辽帝国占据着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西北的定难军节度使表现出强烈的独立倾向，日后这个割据从宋朝正式独立出去建立了西夏国；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宋军在征讨交趾的白藤江之战中先胜后败，统一交趾的计划最终成为泡影，此后交趾由中原王朝管辖的郡县演变成后来的越南；孤悬海外的岛国日本正努力打造自己的国风文化，强烈的本位意识使其一再拒绝宋朝对其遣使入贡的要求。唯一令赵光义感觉安慰的是：太平兴国四年正月丁亥命太子中允张洎、著作佐郎句中正使高丽，敦促高丽前来朝贡宋朝。这是赵光义的遣使入贡要求得到的唯一回应，还是因为此时高丽和辽国关系紧张，所以才打算联合宋朝制衡辽国，不然和宋朝隔着辽国的偌大疆域的高丽才没闲工夫搭理赵光义。
这就令宋王朝异常尴尬了：毕竟这个王朝统一传统意义上的中原汉地，统一之后的宋朝很自然地继承了中华正统王朝的华夷秩序理念，构建以宋朝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新的册封朝贡体系。然而作为有史以来最文弱的王朝却不得不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面对这种落差宋朝皇帝想出的对策是“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这本是数千年来处理中外关系的传统策略，然而过去的王朝大力弘扬自己的文德背后是有武功支撑的，偏偏宋朝天生武略不足，因而不得不采取以经济文化手段来构建以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太平兴国六年（981）十月丙戌“杂取历代医方同加研校”，次年十月癸卯《乾元历》成。整个大宋王朝弥漫着一番盛世修典崇文的景象。宋朝大体统一了中原汉地不仅大大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发展，也为发展文化事业，进而促进国内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和繁荣提供了条件。随着宋朝和平接收吴越、武力剿灭北汉，南北两大圣地——天台山河五台山已处于宋王朝的控制之下，同一时期一直游离于以为核心的东亚朝贡册封体系的日本的天台山、五台山信仰正越来越强烈。乾德三年（965）游历五天竺18年的沧州僧人道圆归国并偕于阗使者共赴京师陛见，此举大大激发了宋太祖开展文化外交的宗教热情——966年他模仿唐太宗遣玄奘西天取经的做法（此乃民间误传，其实玄奘西行一开始未获唐太宗批准）选僧人行勤等157人赴天竺求法，每人赐钱三万。这次大规模的官费留学活动是宋太祖对外“修文德以来之”的羁縻做法且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开宝年间（968~975）就有印度高僧法天等来宋，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更有印度高僧天息灾（又名法贤）、施护相继携带大批梵文经籍和佛舍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日本僧人奝然来华，受到比遣唐使更高的礼遇。《宋史》云：“太宗召见奝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于太平兴国寺，上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因叹息谓宰相曰：“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自唐季之乱，宇县，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
开国之初的宋朝也曾极力希望恢复传统的华夷秩序，在败于辽国之手后宋廷依然没放弃这一打算，于是屡屡遣使高丽、日本等海外诸国。与此同时自认为以全面吸收大唐文明的日本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本位意识：此时的日本甚至以小中华自居，希望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朝贡册封体系以代替历史上传统的以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如果昔日的大唐在日本眼中还是天朝上国，那么后来的宋王朝在日本眼中的地位就比较尴尬了：日本人开始称来自宋朝的人为番客。不过日本其实一直关注着东亚大陆上的一举一动——一旦大陆上形成一个像昔日的大唐一样强大的国家，如何应对便成为岛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尽管宋朝的武功没强大到令日本恐慌的地步，但与此同时东亚大陆进入多极争雄的格局：就连其中最为弱小的朝鲜半岛都曾一度对日本构成威胁。说起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关系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朝鲜半岛上的长期以来就是本欺负的，多亏有这个宗主国的帮助才得以生存下来。翻看朝鲜、韩国的史书很多都有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来袭。殊不知日本历史上也有“韩寇”一词——原来棒子也曾将按在地上各种蹂躏。
事实上第一次韩寇侵袭日本时还在大唐王朝统治之下，当时朝鲜半岛上的是新罗——《日本纪略》如此记载道：弘仁四年（西元813年）二月二十九日一百一十名新罗人驾五艘船登上小近岛，与当地人作战，杀九人，掳一百人。作为事后的对策：日本在对马设置新罗语翻译，以便审查每年大量渡至日本的商人、漂流者、移民、难民等新罗人集团。弘仁十一年（820年）二月二十六日居住于远江、骏河的七百余归化人（定居日本的新罗人）发动。乱民“焚屋”，抢劫伊豆国谷仓及船只。二人开始未能捕捉，后来从关东等地七国请求援兵，最终捕获乱民。关于动机，据推测：归化人虽分得口分田与一定生活费用，但因被认为图谋在博多等地从事与本国从事非法交易，而被勒令移居日本东部，故产生怨恨。869年五月二十二日夜新罗海盗乘船二艘来至博多港，抢夺丰前年贡绢绵后立即逃窜。虽发兵追击但最终未能捕获。对此加强沿海诸郡的防备，并逮捕且放逐了作内应的新罗商人润清等三十人，赏赐了勇射海盗的百姓五六人。之后，在新罗被捕的对马猎人卜部乙屎麻吕通报了当地的严重情况，最终大宰府决定将治下所有的新罗人迁至陆奥，给予口分田使其定居。当时新罗建造大船鸣号进行军事演习，据说是为了“伐取对马岛（870年二月十二日条目）”。当地的书记官获得了“新罗国文书”，告发了潜伏于大宰少弐藤原元利万侣附近的内应。日本朝廷加强弩师与守兵的配置，命对马守小野春风等守卫当地，另一方面前往八幡、香椎、神功陵等神社祭祀上供，祈求神灵保佑，“日本乃神国，敌国之船不战即沉没”。893年五月十一日大宰府发现新罗海盗。“新罗海盗于肥后国饱田郡焚屋，由肥前国松浦郡遁去”。次年四月接到对马岛的受袭报告。九月五日对马守文屋善友率数百郡兵以弩迎击四十五艘船的海盗，据说射死二百余人，捕获一人。从俘虏口中得知新罗发生饥荒，都城亦不例外，故来抢夺谷绢。总共有船一百艘，约二千五百人。
公元935年高丽灭新罗，并于翌年统一朝鲜半岛南部。高丽为谋求恢复朝日国交在公元937年至公元1051年的百余年间曾多次遣使，终未能达到目的，但高丽私商一如从前频繁到九州贸易，日商去高丽的也络绎不绝：仅公元1073年至公元1093年的20年间日商去高丽的就有28次。9世纪下半期北九州沿海一带开始遭到来自新罗的小股海盗骚扰。公元977年10月来自高丽方向的海盗（根据东北亚大陆各民族的社会状况以及对马海岸周边的地理条件，很可能也是由东北亚大陆经朝鲜半岛周转的狩猎民族领导的 ）入侵， 筑前、筑后、萨摩等沿海地带皆受其害，奄美岛受害尤重。继高丽海盗之后刀也大举来袭。“刀伊”系朝鲜语“外藩”之意。据说刀是散布在东北地方和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女真人的一支，同高丽有贸易往来，自11世纪开始在半岛东海岸一带进行海盗活动。宽仁三年（1019）刀伊驾驶50余艘船只入侵对马、壹岐、筑前等地。当时只以搜刮农民为能事而无抵御外侮能力的中央权贵们闻讯大骇，毫无办法。这支刀伊海盗最后还是本地方武装击退了。日本居民被杀463人，掳走1280人，后来高丽海军在海上击败了这支海盗，送回被掳日人259名。就在此前不久的长德三年（997）奄美岛人从南面袭击九州各地，甚至烧毁日本”海夫“们的住宅，抢夺财物、掳掠男女。就在这次刀伊入侵前后还有一件让日本朝野紧张、猜疑的外交事件——长德三年（997）有高丽国牒三通送达日本，日本公卿朝议认为其内容“有令耻日本国之文”，决定遣返高丽使节。日本方面甚至进一步怀疑此事背后有宋朝的阴谋并下令让居住在镇西及越前国的宋人尽快归国。
自918年王建灭新罗建立高丽王朝以来日本朝廷一直拒绝回复高丽要求建交的国书，对高丽与吴越之间的交往也是冷眼旁观。宋朝的建立令东亚局势发生了新变化：宋朝是要恢复汉唐以来的华夷秩序——以册封朝贡体制来发展国际关系，这是具有强烈本位意识的日本所无法接受的。高丽一再就建交事宜催促，刀伊又自海外来袭，这些事件进一步促使日本采取更加孤立的外交政策——此后日本对东亚大陆各一概视之为番夷，在政治上拒绝建立官方外交关系，经济上严格控制来日本贸易的宋人和高丽人，在文化上采取对外竞争的态势。这一时期日本的军事实力并不强大——从当时的日本一再被新罗人、高丽人、刀各种蹂躏的情况可以证明。白江口之战惨败的阴影仍令日本记忆犹新，即使宋朝是历史上出名的文弱王朝，但宋朝当时在世界上文化与经济的繁荣程度仍令日本艳羡不已。以日本当时面对新罗人、高丽人、刀尚且吃力的军事实力自然会对宋朝这个庞然大物心存畏惧。与此同时这时日本国内又正值摄关与院政激烈交锋的时期，也无心参与海外事务，这一时期日本是一个较为倾向于自我封闭的国家：自918年王建灭新罗建立高丽王朝以来日本朝廷一直拒绝回复高丽要求建交的国书，对高丽与吴越之间的交往也是冷眼旁观。宋朝的建立令东亚局势发生了新变化：宋朝是要恢复汉唐以来的华夷秩序——以册封朝贡体制来发展国际关系，这是具有强烈本位意识的日本所无法接受的。高丽一再就建交事宜催促，刀伊又自海外来袭，这些事件进一步促使日本采取更加孤立的外交政策——此后日本对东亚大陆各一概视之为番夷，在政治上拒绝建立官方外交关系，经济上严格控制来日本贸易的宋人和高丽人，在文化上采取对外竞争的态势。宋朝方面在屡屡提出建交要求而遭日本拒绝后也一度不再去关注这个蕞尔岛国，直到北宋倒数第二位皇帝宋徽宗时又想起了这个桀骜不驯的始终不愿臣服于大宋的岛国——这时正值宋徽宗联金灭辽，收复了宋朝历代先君心心念念的燕云十六州。其实燕云十六州的收复完全是因为辽国在金国的打击下已无法自保的结果，以宋朝的实力收复燕云十六州无异于痴人说梦。宋徽宗自己却不这么想，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实现了历代祖宗的遗志，兴奋之余的他向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诸国传达了要求遣使朝贡的国书。日本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置之不理，其实宋徽宗自己也没把这当回事，很快就忘了此事，退一步讲：就算他记得也没啥意义，因为没多久在靖康之变中他就成为了金人的俘虏。
每分钟发射超万发的近防炮，为何要用价格昂贵的钨芯弹
钨芯脱壳穿甲弹虽然贵，但是比起它用来保护的大型军舰，还是便宜多了。
被军迷称为“万发炮”的近防炮正式名称是H/PJ-11型11管30毫米舰炮，由于这型加特林原理的转管炮最高射速为每分钟11000发，因此得名“万发炮”。
1130炮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舰载近防炮，没有之一，超高的射速和30毫米口径带来的毁伤能力使其能够有效拦截末端突防速度2马赫的反舰导弹（没错，说的就是雄3），综合性能好于美国的密集阵、俄罗斯的AK630等。1130炮目前广泛装备于我国航母、052D驱逐舰以及054A护卫舰上，成为我国主力舰艇在面对空中威胁时的最后一道防线。上图就是辽宁舰上的1130炮开火瞬间。
俗话说好马配好鞍，为了保证毁伤效果，国产1130炮使用了昂贵的钨芯脱壳穿甲弹。钨作为一种高密度的金属材料（密度为19.35克/每立方厘米），钨合金不仅密度大而且硬度好，是制造硬芯的上好材料，仅次于贫铀。但是，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钨芯脱壳穿甲弹在拥有良好穿甲能力的同时，却造价高昂。
我国1130炮使用的30毫米钨芯脱壳穿甲弹的单价笔者也不得而知，但是参考我国向泰国出售轮式装甲车的交易价格，其使用的30毫米曳光高爆弹单价已经高达110美元，约合770元，更高端的钨芯脱壳穿甲弹单价应该在1000元以上。按照1130炮的射速，每秒钟发射183发，一辆帕萨特的钱就瞬间就打完了。而拦截一枚反舰导弹一般需设计3-5秒钟，一辆大奔就打出去了，真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至于说1130炮为何以如此高的射速还要使用这么昂贵的，笔者想起一个多年前看过的一篇文章。前总理梅厄夫人时察狙击手训练时，听说每名狙击手一年要耗费成千上万发子弹，觉得花费太高。陪同时察的军官反问梅厄夫人：夫人您觉得您的生命值多少发子弹呢？虽然这篇文章有地摊之嫌，但是道理却是很明显，用在这个问题上也非常合适：脱壳钨芯穿甲弹虽然贵，但是跟军舰比起来呢？
现代反舰导弹都使用半穿甲战斗部，战斗部外层、头部都包裹着一层钢质外壳，以穿透军舰后进入舰体内延迟爆炸，提高毁伤效果。由于近防炮对反舰导弹的拦截距离一般在3公里以内，如果只击中反舰导弹的弹体，反舰导弹仍然能以巨大的惯性冲向军舰，因此最好能击穿、毁伤乃至引爆反舰导弹的战斗部才能确保本舰安全。为了击穿反舰导弹由金属外壳包裹的半穿甲战斗部，最好就是用穿甲能力极强的钨芯脱壳穿甲弹。笔者曾经看过一个视频，俄罗斯的AK630或者卡什坦近防炮拦截反舰导弹实验，反舰导弹被击中后仍然以原来的飞信轨迹飞行了很长一段距离，但是未被引爆。如果是在实战中，这枚被近防炮击中的反舰导弹有很大的概率仍然命中目标军舰。
1130炮作为我国最高端的舰载近防炮，是价值数十亿乃至数百亿各型舰艇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失手，那损失的可就不是一辆帕萨特或者大奔了，孰轻孰重，不难选择。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怎么起降预警机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由于特殊的布局只能携带预警直升机，这点和前代的“无敌”级轻型航空母舰是一样的，只是将“海王”预警直升机替换为搭载“鸦巢”系统的EH-101“默林”预警直升机。
下图为“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大体布局，在上世纪90年代英国CVF项目招标中的三种大致方案：短距起飞垂直降落（STOVL）、短距起飞拦阻降（STOBAR）和传统航母的弹射起飞拦阻降落（CATOBAR）。从理论上来讲，第三种CATOBA应属于整体控制和作战能力最强的方案，可以适应各种舰载机上舰包括管制能力极强的舰载固定翼预警机，但该方案代价是成本和维护方面费用极大。英国方面考虑到财力的拮据和对美国JSF项目的前景预期，STOBAR和CATOBAR方案被放弃，最终选择没有安装预想的弹射器和阻拦系统的STOVL方案。所以实际上“伊丽莎白女王”虽然作为6.5万吨级的重型航空母舰，仍然只是放大版的“无敌”级航空母舰。
在舰载机方面，由于没有阻拦系统，“伊丽莎白女王”并不能搭载常规起降的固定翼战斗机，所以放弃了F-35C选择滑跃短距起飞和垂直着舰的F-35B，这也与之前“无敌”级搭载“鹞式”是同一种形式。而预警机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美国海军工程试验中心在2005年进行过E-2C-2000预警机滑跃起飞实验，24.49吨的预警机在165米长的跑道以25节甲板风借助12度滑跃起飞甲板成功起飞，并达到安全爬升率。但是“伊丽莎白女王”没有阻拦索，即便能够起飞E-2“鹰眼”预警机也无法进行回收作业，为了保证战场感知能力只能搭载舰载预警直升机。
舰载预警直升机在综合应用方面其实并没有固定翼预警机那么出众，特别是表现在航程和滞空时间上，直升机飞行原理和体量问题导致天生弱于固定翼飞机。比如原先英国使用的“海王MK7”最大飞行速度只有310公里/小时，最大航程1200公里。而作为对比的美国E-2C“鹰眼”的最大飞行速度648公里/小时，最大航程达到2700公里，控制范围和反应速度上比预警机直升机快很多。更重要的是，由于大型固定翼预警机有着更强劲的动力系统和工件，在机载天线上的表现也比预警直升机出众，可以搭载功率更大的机载雷达。E-2C预警机的空中探测范围达到300公里，是“海王”的2倍以上。所以在舰载预警机的选择上，虽然固定翼预警机有着更出众的性能，但是航空母舰方案是一个体系问题，选择了固定翼预警机就等于航空母舰需要有阻拦系统（最好有弹射系统）的支持才可以，这与英国当时的选择相背离。
但是不能用固定翼预警机也要想办法用更好的预警直升机替代，英国应该是对预警机最深有感触的国家。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期间，由于英国的固定翼“塘鹅”预警机随“鹰”级航空母舰退役，英国皇家海军出现战场空中预警系统的缺失，在只依靠舰载远程对空搜索雷达的情况下导致大量舰艇沉没和受伤。阿根廷空军利用英国皇家海军的搜索空缺并利用地形超低空突防，严重压缩英国舰载预警系统的预警时间，“谢菲尔德”号驱逐舰的沉没就是典型的例子。
所以英国在英阿马岛战争后开始着手研制舰载空中预警系统，在“海王”直升机的基础上加装“搜水”警戒雷达用于远程监视和海上目标搜索，改型预警机就是我们熟悉的“海王MK2”型舰载预警直升机。之后又以“搜水2000”雷达将“海王MK2”升级为“海王MK7”，加装数据链系统，可以跟踪250个海上和空中目标，用于海上侦查、目标识别、目标指示和导弹中继制导。可以说虽然“海王”预警直升机无法与固定翼预警机相媲美，但这已经将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警戒范围进一步向外拓展了150公里以上，像英阿马岛战争期间的那种战场信息缺失得到了很好的弥补。
但“海王”预警机毕竟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机型，不管是从寿命还是现代化水平已经不能继续适应新一代航空母舰。所以英国以EH-101型直升机为基础研发新的预警直升机，提供更深以及的战场预警服务，提高海军编队的战场感知能力和预警时间，更好的组织战场防御和进攻。总之在信息化时代，没有预警机的航空母舰编队生存力会大大降低，即便是使用舰载预警直升机也比没有强。
